关于中国东部中低山丘陵有无第四纪冰川遗迹，学术界一直有不同的观点。近年，多位学者对山东中低山丘陵所谓“低海拔型古冰川遗迹”的论点进行了质疑和反驳^［1-7］。其中，蒙山拦马墙一带砾石堆积堤或砾石堆积垄岗的地貌成因类型，是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这里需要说明，“拦马墙”地名早在明代即已出现，在1∶5万地形图上称为“拦马墙子”。通过访谈当地村民获知，拦马墙是一地点或地域名称，可泛指峨峪口、拦马墙里和谷峪3个沟谷出山口一带。其西北侧为八字峪，东南侧为白石峪。峨峪口曾有文献称为“鳄鱼嘴”、“拦马墙”，其上游峡谷当地村民称为“峨峪”。根据地名称谓统一、书写一致等规范化要求，此前各文献中的“拦马墙砾石堤”应依照当地习惯称为“峨峪口砾石堤”比较合适。

2020年，吕洪波等^［8］在《地质论评》发表《大兴安岭南段赛罕乌拉石海剖面分析及其与蒙山拦马墙石河结构对比》一文（以下简称《对比》），认为峨峪口砾石堤为“典型的石河”，“蒙山境内全新世早期至少局部存在过冰缘气候环境，而这也为山东境内更新世冰川地貌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对比》基于蒙山“冰川遗迹”缺少典型的山谷冰川证据，遂援引多篇文献论证“现代冰缘气候带的石海在更新世晚期往往就是冰川侵蚀区”，意图证明“在第四纪冰川退缩后，蒙山一带转变为典型的冰缘气候带”。《对比》认为：“拦马墙巨石堆是全新世早期冰缘气候带下的石河，那么在更新世晚期的末次冰盛期和更早的第四纪冰期蒙山存在着第四纪冰川地貌也就不足为奇了。拦马墙南岸的混积物由大小混杂的岩石碎屑和巨大漂砾组成平缓的台地。根据其所在位置地貌特征，这些混积物无法用简单的山谷冰川地貌进行解读，前人报道过的中国东部第四纪大陆冰川信息值得参考。”由此可见，《对比》一文的核心观点，依然是坚持蒙山等地存在第四纪冰川遗迹。《对比》甚至说：“中国地学界本身对现代冰缘地貌观察不够，在遇到古冰缘地貌时往往做出错误的认知判断。以石海（石河）为例，如果当作冰碛物，就错将冰缘环境判定为冰川环境；如果当作泥石流堆积，则更是离谱。”

除成因争论之外，业已报道的峨峪口堆积垄岗砾石暴露年龄，由于一些地貌过程可能对测年结果造成高估或低估，加之宇生核素¹⁰Be、光释光（OSL）测年误差均较大，故不足以准确界定其堆积时代。已报道的峨峪口堆积堤砾石宇生核素年龄值为（5.99±1.10） ka、（5.52±0.90） ka^［4］，也不在全新世（11.7~0 ka）早期阶段，而是全新世中期。尽管如此，峨峪口堆积垄岗的砾石暴露年龄仍可作为其堆积时代的最老约束年龄［（5.52±0.90） ka］。至于峨峪口砾石堤堆积过程是否与1668年郯城大地震存在时空关联，截至目前仍不能排除其可能性。未来反映峨峪口砾石堆积时代而不是砾石暴露年龄的测年结果，既可能证实、也可能证伪这一推测，但无论如何都不会影响峨峪口砾石堆积垄岗地貌成因类型的判读。

“石河”说虽然否定了峨峪口堆积垄岗的“冰川侧积堤”成因，但本质上是晚更新世中国东部中低山丘陵发育过大陆冰川。为避免普通读者被误导，这是必须加以澄清的。为此，笔者团队于2020年10月和2021年2月两度赴蒙山进行考察，野外工作重点是采集峨峪口砾石层埋压的枝叶夹层等有机¹⁴C测年材料（图1）和钻取树木年轮树芯，以及调查历史山洪、收集地方文献等资料，借历史记载、树木生长和年代学等辅助证据探索泥石流发生历史。学术贵在争鸣，本文拟从地貌学、沉积学等角度，对“石河”说的理据逐一进行辨析和驳诘。

《对比》将古冰缘地貌和中国东部中低山丘陵第四纪冰川发育问题相联系，无疑可对解决中国东部第四纪冰川争论问题提供旁证。但这必须建立在正确认识不同冰缘地貌类型发育所需要的气候环境和时间尺度、冰川和冰缘分布关系的基础上，而且需要准确识别古冰缘现象的地貌学和沉积学标志。

“冰缘”（periglacial）是一个区域加环境的概念，由波兰地质学家瓦莱雷•冯•洛辛斯基（Walery von Lozinski）在20世纪初提出，用于描述第四纪冰盖和冰川外围地区的气候和地貌条件^［19］。目前主要用于广域寒冷气候的非冰期地貌过程和特征，指处于正负温度交替变化状态下的浅表层岩土由于温度应力、水分迁移和相变而引起的地层变形、变位等外在表现，又称冰缘现象（periglacial phenomenon）或冰缘地貌（periglacial landform）。它既不局限于地质时代，也不局限于和冰盖（大陆冰川）相邻。冰川作用区以外冻融作用盛行的气候寒冷地区称为冰缘带（periglacial zone），包括高海拔和高纬度地区。French认为，冰缘地貌发育的年平均气温（MAAT）至少低于3 ℃^［10］。冰缘地貌的形成与冻土环境存在直接联系，二者都是寒冷环境的产物，多年冻土的上部活动层是冰缘现象形成的主要场所，因此冻土和冰缘现象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一般认为，年平均地温或浅表层岩土温度在0 ℃或低于0 ℃，是冻土（permafrost）发育的必要条件^［11-13］。Bierman提出，冻结两年或两年以上的多年冻土是大多数冰缘环境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由于多年冻土是季节性低温的产物，通常MAAT低于-2 ℃，故多分布在高海拔山区和高纬度地带^［14］。近年，国际冻土学界将多年冻土定义为年平均地温在0 ℃或低于0 ℃至少连续存在两年的岩土层^［15-16］，这一定义已被广泛接受。

由于二者分布范围大体一致，这就决定了高度及纬度因素在冰缘地貌形成过程中具有主导作用，并展现出一定的高度（垂直）及纬度（水平）地带性规律。我国东部纬度多年冻土位于欧亚大陆多年冻土区的南缘地带，主要出现在东北地区的大小兴安岭，冻土南界并不是与纬度平行，而是呈“W”型展布^［11］，亦即现代水平冻土南界在东西部存在差异，高度相差900 m。例如，东端黑龙江嘉荫的冻土南界在49° N，海拔为100 m，而西端内蒙古阿尔山的冻土南界在47° N，海拔为1 000 m。研究表明，我国多年冻土面积约215×10⁴ km²，占国土面积的22.4%，在世界各国中居第三位。其中高原、高山多年冻土达170×10⁴~180×10⁴ km²，高海拔多年冻土面积居世界之最。如果按冰缘区下限比多年冻土下界降低100~300 m考虑，粗略估计我国现代冰缘区大约为250×10⁴ km²左右^［11］。且东经105° E以东地区的秦岭（太白山）、贺兰山、五台山、长白山、黄岗梁等山峰，其峰顶海拔高度均已超过冰缘带下界。

正确解读蒙山峨峪口砾石堤的地貌成因，必须充分了解第四纪地质作用及地球气候变化造成的多重影响。气候带不同，直接影响着气温及降水，它们又控制着风化及侵蚀作用。同时，气候的差异直接影响植被的状况，这又间接地影响着地貌作用。因此，不同的生物气候条件，就可能出现不同地貌作用形成的地景。冰缘是具有典型地带性的自然现象，主要分布于苔原带、森林苔原区和山地苔原带。一般来说，形成纬度冰缘带的有利气候条件是MAAT低于-2 ℃，降水量300~500 mm^{［11，17］}，即寒冷且较干旱的气候环境。《平邑县志》记载，平邑县城海拔高度约145 m，年平均气温13.2 ℃，降水量785 mm^［18］。在自由大气中，平均温度随高度的减低率（即温度直减率）为0.6 ℃∙（100m）^-1。在实际大气条件下，温度直减率可以有较大的变化^［19］。在中国许多山区，气温直减率都呈现出夏季大、冬季小的变化特点，年平均温度直减率约为0.5~0.6 ℃∙（100m）^-1，比自由大气的温度直减率略微小些。例如，与蒙山毗邻的泰山气温直减率为0.53 ℃∙（100m）^-1［20］。据此计算，峨峪口一带（海拔约375 m）现今的年平均气温约11.9 ℃，不属于现代的冰缘气候环境。峨峪口砾石堆积垄岗，如是全新世早期冰缘作用改造冰川侵蚀区形成的“典型的石河”，即便按MAAT降低至3 ℃考虑，至少也需要达到2 000 m以上高度才有可能，这远远超出了蒙山最大海拔高度1 156 m。由此可见，全新世早期蒙山不存在“局部冻土环境”。

在中国，专门的冰川研究始于20世纪20—30年代，而冰缘地貌和冰缘现象的研究始于50年代。80年代以来，我国东部多年冻土历史演变过程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目前多数意见认为，晚更新世末次冰期最盛时（l8~17 ka BP）我国东部纬度带多年冻土和冰缘南界达到39°~40° N^{［9，11，21-22］}，较现代偏南约10个纬度；而海洋性气候较强的日本，南界达到43° N。

进入距今约1.17 ka以来的全新世冰后期，随着全球性普遍增温我国东部自然环境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期间虽有过次一级变幅较小的气候波动，但总的来说与现代气候比较接近。其中，变暖的主要时段为距今8.5~3.0 ka，即全新世大暖期（Megathermal）。此时，气温、降水及海平面上升均达到顶点，自然植被带向北推移。根据孢粉、沉积、古生物等大量代用资料的分析，当时我国东部地区MAAT比现今高2~3 ℃。由于气温回升导致前期形成的多年冻土大幅度向北退缩，纬度冻土带在华北及东北大部分地区消失，当时其南界一度退缩到51°~52° N。进入距今3000年以来，气温波动下降，大约在17世纪前后我国大部分地区进入小冰期，MAAT比现今低2 ℃左右，其寒冷程度为历史时期之最。大兴安岭地区在气候适宜期融化的冻土层又重新冻结，一直到17—18世纪这一地区的冻土发展达到高峰阶段，那时的冻土南界可能越过了大兴安岭现今南界位置^［11］。

现代气候研究表明，辐射平衡温度经向梯度约每个纬度0.75 ℃，观测温度经向梯度约每个纬度0.60~0.63 ℃。蒙山峨峪口砾石堤纬度为35°33′25″ N，海拔高度约375 m。按降低1个纬度MAAT升高0.6 ℃计算，如晚更新世末次冰期最盛时40° N处MAAT为-2 ℃，则蒙山山麓MAAT约0.7 ℃。按气温直减率为0.53 ℃∙（100m）^-1计算，峨峪口砾石堤所在位置当时的MAAT约-2 ℃，其以上高度更新世末次冰期理论上可能进入冰缘作用带。同时，按末次盛冰期我国东部地区MAAT比现在低11~13 ℃计算^［23］，峨峪口砾石堤在那时的MAAT同样为-2 ℃左右，已进入垂直冻土带范围，两种估算方法可谓殊途同归。诚然，冻土发育主要受冬季降温幅度的影响，依据砂楔计算的冰期降温幅度反映的主要是冬温状况，将其作为MAAT的下降幅度存在高估（MAAT降温幅度为9~10 ℃，最冷月平均气温降幅16 ℃，最热月平均气温降低4 ℃左右比较合理），但这并不影响上述判断的确然性。

需要指出，《对比》在乌兰坝林区二林达巴观火台设置的观测点（44°26′53″ N、118°41′47″ E，海拔1 912 m）^［8］，属于活动石海范围（多年冻土带下界大致为1 500~1 700 m）。观测点与巴林右旗气象站（GPS： 43°32′ N、118°38′ E，海拔688 m，MAAT 5.58 ℃）的高差约1 200 m，按气温直减率0.55 ℃∙（100m）^-1估算，并进行纬度订正，两地温差约7.4 ℃，观测点MAAT约-1.8 ℃，符合活动石海发育的气候条件。但《对比》在乌兰坝观测点持续一周的气象观测却得出两地温差只有3.7 ℃，且认为当地MAAT为2 ℃，据此得出该区从全新世以来至少已经升温2~6 ℃，结果存在明显高估。即便假设全新世早期降温幅度达6 ℃，也无法支持峨峪口砾石堤具备发育石河的气候环境。换言之，我国东部纬度冻土带南界热量条件，如果不考虑影响较小的降水量之变化，MAAT至少不高于0~1 ℃，在7月平均气温不低于20 ℃的情况下，1月均温需低于-25 ℃才可能维持冻土的热量平衡。所以，华北平原北纬40° N以南的任何接近海平面的地方，在更新世末次冰期时都不太可能有纬度多年冻土存在，更何况冰后期的全新世。换言之，在冰后期的全新世，峨峪口砾石堤以上高度的山地早已脱离冰缘环境，不具备发育石河的气候条件。

《对比》一文利用大量篇幅说明石海（felsenmeer、block field）的地貌特点、形成机理等^［24］，诸如“石海的大岩块之间可以有碎屑支撑，但在剖面上岩块上大下小的规律不变”，“具有镂空结构的堆积体就只能是石海”，意图证明峨峪口砾石堤“从揭示的剖面看，与赛罕乌拉石海剖面特征一样，因线状分布应该称为石河”。如此论证，不仅两者之间因缺少因果类比或尺度转换的前提条件而混为一谈，亦未明确石河（block stream）与石海在气候条件、基本形态、发育位置、运动特征、形成机制和作用过程等方面的区别，更没有从年代学角度证实“全新世早期石河”的存在与演变特征，实不足为凭。

石海作为冰缘作用带内特有的地貌类型，是坚硬基岩经剧烈的冻融风化碎裂作用产生大片棱角状块石角砾，原地堆积在平坦地面上而形成。石海地面坡度一般小于10°^［24-25］，其分布上限一般低于当地（理论）冰川物质平衡线200~300 m，故石海分布区是一条十分重要的气候地貌界线。寒冻崩解物的大小，受下伏基岩的岩性控制，粒径从几十厘米到1.5 m不等。石海的块石层，很少有细小的碎屑物质，透水性好，不易保存水分，块石被冻融分解缓慢。如山西五台山3 000 m的平坦山顶仍保存有晚更新世石海［图2（a）］。石河不是原地堆积的本土型冻融风化碎石，而是山坡冻融崩解产生的大量岩屑充塞、滚落到山坡沟谷中，由于厚度加大，在重力作用下石块沿着湿润的碎屑下垫面或多年冻结层顶面整体蠕动的异地型块石堆积群体。根据报道，虽然石河的纵向坡度一般小于15°，有的甚至低至1°或2°，但也有坡度为30°~35°的记录，石河遗迹通常超过15°^［26］。石河两侧为植被覆盖坡面或者为相对较细的碎屑物质组成，运动缓慢，一年不过数十厘米至1~2 m，如昆仑山石河每年平均速度不超过20~30 cm。在石海分布的前缘或石海线（石海下限）以下的陡坡、岩屑坡下部或山间沟谷部位常有规模不同的带状石河发育，一般长数十米到二百余米，宽10~20 m，厚1~3 m，且源头粒径小、前缘粒径较大［图2（c）］。石河中的岩块经长期运动，可以搬运到山麓停积下来，形成石流扇。野外识别石河，需要注意与具有一定分选性的层状倒石堆或石流扇、岩屑堆［图2（e）］、岩屑坡［图2（d）、2（f）］之间的区别。

就晚第四纪地貌成因类型研究而言，利用地貌系统组合的识别方法是最有效的工具之一。具体到峨峪口砾石堆积垄岗，是否为全新世早期的冰缘遗迹，需要找寻在发生学上有密切联系的一些冰缘类型所形成的空间结构或地貌景观，亦即结合其他冻土环境指示物，而不能只根据局部的类比观察或地貌形态相似下结论。据前人统计，全球冰缘地貌形态类型有近50种，除极少数极地地区正在生长的冰楔及大型多边形构造土，以及海底冰丘以外，其他形态在我国均有出现^［11］。果如《对比》所云峨峪口砾石堤为“典型的石河”遗迹，其所在地附近至上游山坡理应存在诸如石海、突岩、冻拔石、岩屑坡（石流坡）、石冰川、融冻泥流、石环、古冰丘、砂楔（古冰楔）、冰卷泥等多种冰缘地貌遗迹，令人缺憾的是《对比》对此一概未有提及或彼此印证，更没有发现沉积物中具有地下冰活动的证据。换言之，至少有一种古冰缘现象与“典型的石河”在同一地区共生时，方可作为冰缘地貌的可靠标志，亦即孤立的“石河”在自然界是不存在的。单纯与垂直高度相差1 500 m、水平距离相差8个纬度之遥的赛罕乌拉石海进行类比，仅依据“镂空结构”、“上大下小”、“线状分布”等非成因专属性指标或形似特征，难免误读其成因。因此，蒙山众多异域型山麓碎屑堆积的地貌成因，要视其具体形态、沉积构造、组构指标、地貌组合和形成时代确定。

需要特别指出，关于冰缘区与冰川作用区的分布关系，迄今为止尚未取得共识。在时间尺度上，冰缘过程早于冰川发育，而且在冰川形成时期扩展至冰川作用区外围，随着冰川消退则会占据原冰川区。因此，即便某地存在全新世冰缘现象，也不能据此就确定当地存在晚更新世冰川遗迹。因为某一山地的顶部有第四纪某一时期的古石海存在（如五台山），可以说明该山地的顶部低于同一时期的古冰川平衡线高度，该山地顶部就不可能发育同一时期的古冰川地貌。何况有些地方如西伯利亚，气温在雅库茨克最低可达-50 ℃，但因降水量少不足以维持冰川发育，故分布保存猛犸象遗体的冰缘现象（多年冻土）却不存在冰川。因此，冰缘与冰川在空间上可以关联，且冰缘期比冰川作用的时间长、次数多，但有些地区的冰缘现象也与冰川无关。或者说，有冰川发育的地方一定有冰缘现象，正如Rea所指出的，过去的冰川作用区附近都可以发育石海^［24］。但反过来说，有冰缘现象的地方未必有冰川发育。

一般认为，全新世早期以来所保存的地貌类型与冰缘现象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清晰可辨。果如《对比》所云，“峨峪口石河”反映了更新世晚期形成的冰川沉积物的再造和再分布，那必然可以通过它们具有的一系列明显的特征进行鉴别。诸如融冻崩解作用导致的沉积基质内占大部分的棱角状物质组成、伴随透镜状冰体融化及发育的颗粒物上移导致的岩石垂向排列、由饱和流动沉积物导致的地面破碎产生的构造、由融冻作用导致沉积物位移产生的顺坡方向较大颗粒物的优势排列以及冰川退缩以后冰碛物与其内部残留冰川冰混合而成的石冰川等。凡此地貌类型在蒙山地区迄今均无发现、报道，这无疑是“石河”说的缺陷。

峨峪口砾石堤（当地居民俗称“石龙”、“石窝”等）宽约15~20 m，高约3~6 m，整体呈弯月状堆积垄岗，不对称分布在峨峪口两侧的凹岸［图3（a）、3（b）］。顶面纵坡约10°，砾石多叠置型结构，具有弯道超高堆积或堵塞壅高而堆积的特点，这是泥石流受离心力作用在凹岸出现壅水现象和直进性运动的地貌响应^{［15，27-28］}。堆积堤内侧易遭侵蚀切割，坡度较陡，可达60°以上；外侧坡度较缓，小于30°。一般认为，砾石形态是判断介质搬运方式和沉积环境的标志之一，也是判断地貌与沉积层成因类型的依据之一。构成峨峪口砾石堆积垄岗的大小砾石，不少表面有泥石流擦痕、撞击痕等［图3（c）、3（d）］，它们不是《对比》所云岩块“旋转”、“反复旋转”造成的。同时，峨峪口至下游蒙阳峪的大小砾石有一定的沿程分选性和磨圆度，尤其峨峪口堆积垄岗的砾石多次棱角、次磨圆状［图3（e）、3（f）］，不具有冰缘地貌的角砾、棱角状块石特征。

砾石的扁平度可指示特殊的形成环境与动力条件。例如太白山小文公庙一带海拔3 440 m左右的寒冻风化岩屑，位于末次冰期平衡线高度附近，处于现代多年冻土区。上部为典型的岩屑坡（石流坡）［图2（d）］，至坡麓则近似石河。砾石多棱角状和角砾，表层的顺坡蠕动造成叠瓦构造。块石层粒态总体为扁长体（b/a<2/3，c/b<2/3），扁度（2.40）较大；而峨峪口堆积垄岗的砾石，具有一定的磨圆度，总体为扁球体（b/a>2/3，c/b<2/3），扁度（2.04）较小（表1）。蒙山其他沟谷也有类似砾石堆积堤^［29］，同样断续分布在沟床两侧，此为泥石流“沟沟吹喇叭”现象。只是它们的砾石直径较峨峪口泥石流堆积堤略小，或连续性稍差，这应与沟谷坡度、物源碎屑供应和水动力条件差异有关。上诸现象，“石河”观点无法自圆其说。

峨峪口砾石堤可见到不同颜色的砾石，它们无疑是多来源混合搬运的结果。至于搬运介质的性质可通过砾组指标具体分析，且组构分析可用于区分冰缘沉积物和未受扰动的冰川沉积物，是鉴别成因类型的有力证据。因为占较大面积的石河呈条带状块石堆积，组成物质为棱角状寒冻风化产物，几无分选性，其组构往往具有平行于当地边坡一致的优势方位。冰缘地带石河的岩块表面常见因生长苔藓与地衣而发黑现象，块石之间无细粒泥砂物质充填。但在蒙山山麓碎屑堆积堤的砾石隙间，偶尔可见由黏土、粉砂和细砾构成，表观无层理发育的棕黄色砂砾透镜体或窝状结构等洪流特有的指相标志。

峨峪口砾石堆积垄岗前期的层底构造，呈现粗分选和层理特征，小砾石磨圆较好，显示是经过流水搬运的河床相沉积（冲洪积物）；其上为粒径明显偏大的砾石层或“载荷构造”，此为泥石流的特有堆积特征之一。砾石排列呈叠瓦状定向性构造，其扁平面多倾向上游，显示沉积动力为洪流；组成石河、岩屑坡和岩屑堆的块石排列虽也具有叠瓦状结构，但受重力作用扁平面多倾向下游［图2（c）~2（f）］。例如太白山小文公庙一带的寒冻风化岩屑，块石多沿坡向排列，扁平面主要倾向下游的东或东南方向［图2（d）］。至于峨峪口砾石堆积垄岗反映泥石流在出山口骤然停积的石线构造［图3（a）、3（b）］、支撑-叠置或空洞构造［图3（e）］、砾石群构造［图3（f）］等成因专属性特征，“石河”说根本无法解释其形成机制。

泥石流是山区沟谷或坡地上饱含大量松散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根据其发生年代和记录辨识方法的不同，可以分为实测泥石流、历史泥石流和古泥石流^［29］。尽管蒙山峨峪口砾石堆积堤的形成年代目前还无法准确界定，但综合各种资料，尚不能排除其属于历史泥石流范畴的可能性。

蒙山地质遗迹类型多样，以地貌遗迹为主^［30］，独特性强。曹光杰等^［31］认为“蒙山地区的地质灾害遗迹主要包括崩塌地质灾害遗迹和泥石流地质灾害遗迹”，诸如“鹰窝峰崩塌遗迹，石阵崩塌遗迹，白石屋泥石流遗迹，云蒙黄山哈啦泥石流遗迹等”。当然，判断某地有无泥石流地质灾害遗迹，不能仅依靠文献引证，必须深入实地进行基于观察的证据链实证和合乎逻辑的确定性解析。

泥石流是一种在任何纬度、任何高度的山区都可以发生的“泛生种”^［25］，其分布与降水量有密切关系，日降水量>50 mm的暴雨一般都能激发泥石流。例如，甘肃省白龙江流域降水强度达到每小时15~25 mm或每10分钟8~10 mm，即可发生泥石流^［32］。降水量级大、范围广、短历时、强度大，则激发的泥石流更多，以至于普遍发生。蒙山地处季风气候区，雨量充沛、降水集中，多暴雨和特大暴雨，完全具备泥石流发育的气候条件。峨峪口上游的谷地，坡度多为15°~20°，沟道为狭窄多跌水的“V”形峡谷，在地貌条件极为有利的情况下，形成泥石流的临界降水量自然偏小。根据《蒙山志》记载，1963年7月19日蒙山北麓一带降特大暴雨，一般降水量300~350 mm，石家水营、前城等8个行政村受灾，前城一座古庙连基石全部冲走^［33］，距离峨峪口不足7 km的蒙山北麓黄山哈啦村暴发稀性泥石流^［29］。由此可见，蒙山地区泥石流的发生机制，主要是暴雨所诱发，可称之为暴雨直接类泥石流。这类泥石流发生在暴雨过程之中，暴雨停止泥石流也就结束。由于暴雨成因和特性不同，泥石流活动既可单发，也可群发。

蒙山属地层缓慢上升的侵蚀构造中低山，岩体大多属泰山群片麻状中粒花岗闪长岩、二长花岗岩。山体断裂构造十分发育，新构造活动频繁，地势起伏大且坡度较陡、谷坡稳定性差。因处于强地震活动网格之中，地震可直接破坏山体的稳定性，降低岩石的强度，提供了泥石流松散固体物质的来源，是山洪泥石流形成的重要动力条件和物质基础。峨峪口上游河谷岩性比较均一，谷壁陡而平滑，局部保存有山洪泥石流的擦痕、撞击痕^［7］，即是明证。根据中国地震点的统计分析资料，山东临沂地区地震震级极为强烈，且烈度为中国最高值区域。例如清康熙七年六月十七日（1668年7月25日），在郯城一带发生了一次旷古未有的特大地震，震级为8.5级。极震区位于山东省郯城、临沭、莒县一带，烈度达Ⅻ度，伴有大规模的山崩地裂、涌水喷沙、洪流群发等现象。历史上发生的山洪泥石流灾害往往不在人们的视线之内，90%以上可能不被记载。因此，峨峪口砾石堤很可能是地震型泥石流遗迹之一，且与上游谷地泥石流形成区、流通区保存的重力崩塌、洪流泛滥线（多组擦痕、撞击痕）等构成完整的地貌组合，今后或可据之确定泥位标高和断面形态参数开展流量重建与模拟研究。

野外考察可见，峨峪口砾石堤为粗大颗粒的松散堆积物，无黄土沉积和土壤发育。加之砾质结构保水能力较差，阻止了植物在其上定居，树木比较稀少。凡此，均间接说明砾石堆积时间不甚久远。作为指证峨峪口砾石堆积堤发生年代的参考线索，不论是峨峪口上游峡谷岩壁，还是峨峪口凹岸堆积垄岗的砾石表面，凡擦痕或撞击痕处多为明显的白色、灰白色，明度相当高（表面被有机物或土壤覆盖者除外），显示出擦痕的形成时间远较砾石褐色表面风化的过程时间为晚。通过比较峨峪口上游岩壁、峨峪口堆积垄岗砾石擦痕［图3（d）］和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玉皇庙花岗岩石刻痕的明度差异，以及和2017年6月峨峪口上游重力崩塌产生的砾石表面白色新鲜擦痕比较，初步判断峨峪口砾石堤堆积年代具有近代性或历史性。

在沉积学证据方面，具有同生性的枝叶夹层，无疑是难得的成因指相标志或者泥石流发生的植物证据。但由于峨峪口砾石堤堆积年代毕竟已有时日，枝叶夹层早已腐朽烂光，且被后期洪水不断冲释，故难以寻获。2020年10月野外考察期间，发现4处有机材料¹⁴C测年样品，编号为LMQZ01、LMQZ02、LMQZ03、LMQZ04，均送美国Beta实验室进行AMS ¹⁴C测年，作为峨峪口砾石堤一带挽近洪流发生时代的分析依据。由于这些样品的校正年龄还存在某些不确定性，需要具体分析其年代意义。

编号LMQZ01的有机标本物质［图4（b）］，采自峨峪口左岸堆积垄岗前部巨石下的砾石层中，为埋藏状态。其¹⁴C测年结果，代表被砍伐时的年代比较合理。LMQZ02样品标本通体为树枝朽木［图4（c）］，如果是被洪水卷入砾石层或在砾石堆积时死亡，其¹⁴C测年结果与所处环境层位就具有“同时性”（或“同生性”）；如果是先于砾石层堆积死亡，与砾石层的形成就没有“同时性”，可作为洪水事件的参考年龄。LMQZ03样品是根部夹在叠置砾石隙间生长的树干残体［图4（d）］，直径约7~9 cm，在砾石隙间侧向生长，数年前被砍伐。如果LMQZ03标本物质是洪流停息后即时生长，其¹⁴C测年数据（砍伐年代）与年轮树龄之和，则与洪流具有“同时性”，可代表洪流发生年代；如果LMQZ03树干标本是砾石堆积发生若干年后才开始生长，利用其¹⁴C测年结果讨论砾石堆积时代，则需要考虑树木的定居期（ecesis time）。在植物定居期具有不确定性的情况下，LMQZ03标本¹⁴C测年数据（砍伐年代）与其年轮树龄和定居期之和，理论上可作为峨峪口一带挽近洪流发生的年代。LMQZ04样品是叠置砾石层底部埋压的树木根部［图4（f）］，直径约20 cm，已开始变朽。因其埋压在砾石堆积层底部，可能是洪水漫滩时死亡，采其表皮进行¹⁴C测年作为某次洪流发生的参考年代。

山洪泥石流进入平水期或冰川搬运的砾石堆积后，与第一批乔木幼苗开始生长之间的时间间隔称为定居期。它与研究区海拔高度、气候条件、土壤性质、种子传播的距离等因素相关，故定居期是可变的。例如，加利福尼亚夏斯塔山区反映泥石流频率和规模的树木形态证据表明，惠特尼河和波伦河在泥石流堆积1~5年后美国黄松始在其上生长，而马德河在泥石流堆积3~15年后树木才开始在其表面定居^［34］。Bräuning^［35］指出，冰碛垄树木的定居期可从几年到几十年甚至一个世纪，但大多数情况下定居期一般集中于10~30年。例如Harrison和Winchester，报道了定居期是93年的研究结果^［36］。但Bräuning本人采用5年作为研究树种的定居期，Hochreuther等^［37］也沿用Bräuning的5年作为树种的定居期。在实地考察过程中，发现峨峪口、拦马墙里、谷峪一带现在生长的树木普遍较小，乔木胸径比较一致。基于为数不多的年轮树龄初步推测定居期大致在1~10年，并考虑到人为砍伐、种植的情况，或可说明这里先前的树木曾被突发的同期外动力过程所毁坏。

鉴于定居期具有相当大的变化范围，结合社区访谈结果，本文认为LMQZ01、LMQZ03标本¹⁴C测年数据（砍伐年代）与其定居期和年轮树龄之和，以及LMQZ04的测年结果均可作为峨峪口一带挽近大型洪流发生的年代（表2）。例如，经读取LMQZ03标本年轮，知其被砍伐时（1998—2001年）约有10年树龄，判断在1991年前后曾发生1次大型山洪。不无巧合的是，LMQZ03标本年龄与树龄之和，恰与LMQZ04标本年龄一致，说明LMQZ04标本树根的确是在发生洪流时死亡。

如所周知，遥感图像记录了地表瞬时的真实情况，尤其是曾经暴发过山洪泥石流的沟谷，都能逼真地显示在图像上。为此，选用Landsat 4-5 TM遥感影像数据共6景，空间分辨率为30 m，数据来源为地理空间数据云平台（http：//www.gscloud.cn/）和美国地质勘探局（https：//glovis.usgs.gov/）。利用遥感影像的红、绿、蓝波段合成真彩色影像，对蒙山南坡峨峪口附近地区同一位置不同时间的影像制图并进行对比分析。在1991年8月6日和9月7日的影像中，相比它们之前（1990年6月16日、9月20日、12月9日和1991年3月31日）绿色植被覆盖的低洼谷地为“清水沟”，可以较清晰的看到有多道灰白色条带的“泥石流沟”出现（图5），且在此后的时间里一直存在。

根据上述遥感影像判断，峨峪口砾石堤在1991年3月31日至8月6日之间，曾暴发过大型山洪泥石流。这一结果，与社区访谈了解到的1991年夏天“大洪水”完全吻合。2021年2月下旬历史洪水调查期间，当地村民王殿德（57岁）等回忆，洪水曾发生3次。其中，7月23日夜间发生大型洪水（因时间较久，记忆或有出入），巨大的轰鸣声令人恐怖，房屋所在阶地面上水深0.7 m左右。次日看到河谷中堆积有大量被洪流冲毁的树木（装了五六卡车），河床下切侵蚀2~3 m，且造成不少巨石［图5］。据其现场指认，早已存在的峨峪口砾石堤虽被洪水所湮没，但其基本地貌形态并未被改变。无独有偶，1991年7月23日，因连日降特大暴雨，蒙山北麓喇叭峪村南山坡上也曾发生泥石流^［33］，冲毁成年栗树36棵、马尾松600余棵。

《对比》认为，“稀性泥石流搬运力更小而无法长距离搬运峨峪口那种直径大于2 m的岩块，除非山谷坡度超过50°，这与蒙山峨峪口及其上游地貌情况不符”。如此断言，显系无意识犯了“诉诸未知”的逻辑谬误。众说周知，某一时刻洪流可挟卷的最大物质颗粒重量与流速的6次方成正比，亦即当流速增加一倍时，被搬运物的颗粒重量将增大64倍。何况泥石流比重更大，加之高密度基质顶托、湍流脉动升力效应，浮力也更大。对现代泥石流的观测表明，泥石流的侵蚀-搬运极为快速，一次泥石流从突然暴发到停息活动往往只有几分钟至几小时，但搬出山外的泥砂和巨砾，可达几十万、几百万立方米，个体重量达几百、几千吨甚至上万吨。例如西藏波密县古乡沟暴发的泥石流，冲出山外的巨石砾径5~10 m，可重达964 t^［38］。又如1981年7月9日，四川甘洛县利子依达沟突然暴发特大泥石流，据测算泥石流流速高达13.4 m∙s^-1，密度达2.34 t∙m^-3［39］。此次泥石流能量极大，起动直径达8 m以上、体积300 m³、重量800 t的数十块巨石^［40］，一直携带至沟口下游堆积。

由此可见，比较符合逻辑的做法应该是根据客观观察，将峨峪口砾石堆积堤所蕴含的可能成因合乎逻辑地予以排比，并结合地貌学、沉积学、年代学与第四纪地质学的研究成果分别予以检验，分辨哪个选项比较有可能。如果先入为主地确认“峨峪口巨石堆是全新世早期冰缘气候带下的石河”，必然得出“在更新世晚期的末次冰盛期和更早的第四纪冰期蒙山存在着第四纪冰川地貌”的无据结论。本文撰写目的之一是论证峨峪口砾石堤成因与石河无关，进而否定存在“中国东部第四纪大陆冰川”的间接冰缘证据。基于并非某种沉积地貌特征一出现就能立时鉴别出是何种成因类型的困难，暂将峨峪口砾石堤统称为山洪泥石流堆积。至于它到底是一次性水石流或稀性泥石流暴发形成的堆积垄岗，抑或是前后时段经历了水石流-携沙洪水或稀性泥石流-携沙洪水的低频快速高能地貌灾害过程，以及被后期山洪改造的程度，这需要未来由后人去完成了。

根据地貌学、沉积学证据、年代学和遥感资料，以及口耳相传或不完整的历史记载，本文得到如下初步结论：

（1）峨峪口砾石堤是蒙山主峰龟蒙顶西南坡峨峪口上游岩体的崩塌堆积经过相当长时间后，甚至历史地震产生的崩积物，由特大山洪泥石流搬运至峨峪口形成的一次性堆积垄岗，且被后期规模大小不同的洪流改造过。它可能是1668年7月25日郯城大地震保存下来的群发性地质灾害遗迹，且水石流或稀性泥石流的可能性较大。

（2）历史洪水调查、遥感影像和年代资料证实，1991年夏季拦马墙一带曾发生大型山洪泥石流。“1991年大洪水”的发现，从证据链上进一步增强了峨峪口砾石堤为山洪泥石流成因判别的合理性。

（3）峨峪口砾石堤一带不存在古冰缘、山谷冰川和大陆冰川遗迹的地貌组合、沉积构造等成因专属性证据，缺少全新世早期“石河”的年代构成依据，不具备形成全新世早期发育“石河”的气候环境。

（4）地貌学是尺度依存的，成因归类存在时空尺度转换问题。蒙山生物气候条件是基带属于低山丘陵的暖温带气候，套用中高山现代冰川作用区的冰碛或高纬度冰缘区的石海进行类比，地貌成因转化需要明晰冰川、冰缘发育的根本成因是高纬度或山地隆升与地球冰期、冰缘气候耦合的低温环境。过去对不少地貌学问题之所以存在歧义，尤其是在第四纪冰川发育问题上，症结之一就是不在一个时空尺度或范式下讨论问题所致。

（5）尽管冰缘的分布较冰川广泛，各种冰缘现象形成的气候条件比冰川明确，冰缘发育序列的确定相对冰川容易，但仍需采用多项指标进行综合分析才能避免误判。类比是以经验为基础的主观推导，如过分执于经验而且思考模式单向，就免不了牵强附会或机械类比的错误方法论。试图通过确定蒙山等地过去冰缘遗迹的存在，间接论证中国东部第四纪大陆冰川的研究思路，终究还是“不结果实的智慧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