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全新的执政理念与战略构想，“美丽中国”自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1］以来，经过十八届三中全会、五中全会、十九大的不断探索与总结，逐渐形成了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基础，以“五位一体”（生态、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总体布局为统筹，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指针，以加快生态文明体质改革为途径的美丽中国建设体系，通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实现中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乃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美丽中国建设时间紧，任务重，“十九大”报告明确：“到2035年，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到本世纪中叶（2050年），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得到全面提升，建成美丽中国”^［2］。

“美丽中国”提出伊始（2012年）至今，围绕建设美丽中国这一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学术界开展了全方位研究，总体上可以概况为三个方面：

（1）基础理论探讨。2013年万俊人等从人文、环境与发展、法治、社会、历史地理视角，诠释了何为“美丽中国”，并分析了“美丽中国”蕴含的哲学智慧与行动、建设意义^［3-5］。同年，李建华与蔡尚伟从生态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与社会文明，5个维度3个层面解读了“美丽中国”的科学内涵，并阐述了“美丽中国”的战略意义^［6］，王晓广从生态文明视域将“美丽中国”解析为“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有机统一的整体美，是时代之美、社会之美、生态之美、百姓之美、环境之美的总和”^［7］。在汲取不同学科视角对美丽中国探索性研究的基础上，2019年方创琳等从广义与狭义两方面，分析了美丽中国的基本内涵，并给出了广义与狭义的美丽中国定义，这是自“美丽中国”提出以来较为全面而又有明确定义的解读^［8］。

（2）“美丽中国”在多领域的应用。除上述科学内涵、价值维度、意义等基础理论探讨之外，学者们还将“美丽中国”应用于旅游产业发展、学科建设、乡村振兴、城市规划等^［9-15］的研究中，美丽中国理念已成为这些领域开展工作与未来发展的指针。譬如，在生态学领域，在“美丽中国”的引领下，正逐渐形成“不断贴近生产实践，朝向多学科交叉应用型研究方向发展”的学科定位^［12］；在城市规划领域，杭州市率先将“美丽中国”与城市规划紧密结合，确立了以美丽为重要优势及核心资源，“美丽”与“发展”互为依存彼此促进的“美丽发展”新模式，使杭州市成为美丽中国建设的样本^［14］。

（3）美丽中国评估研究。“美丽中国”提出以来，选取构建指标体系与评估方案，开展美丽中国建设评估，一直受多方高度关注。2012年“美丽中国”概念刚刚提出之际，四川大学“美丽中国”评价课题组适时推出《“美丽中国”省区建设水平（2012）研究报告》。该报告从生态、经济、政治、文化、社会5个维度遴选了27项指标，主要依据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 HDI）的测量方法，对当年中国内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美丽中国”建设水平进行了综合排名^［16］。同年12月25日又推出《“美丽中国”省会及副省级城市建设水平（2012）研究报告》^［17］。这两个研究报告呈现了“美丽中国”提出当时的美丽中国建设现状。此后，众多学者探讨了中国全域^［8，18］、省^［19］、市^［20］、乃至乡村^［21-25］不同尺度的美丽中国评价体系，并开展了实证研究。2019年方创琳等基于对美丽中国建设理论基础的深入探讨，从生态环境、绿色发展、社会和谐、体制完善、文化传承5个维度，构建了美丽中国建设进程评估指标体系，对2016年我国地区、省域、地级行政单元美丽中国建设进行了分维度和综合分析^［8］。

除学术界开展的美丽中国建设评估研究之外，为了解我国美丽中国建设的实际成效，即时总结成功案例和发现问题，引导各省加快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根据中央指示精神，2020年2月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会同有关部门制定了《美丽中国建设评估指标体系及实施方案》，委托中国科学院开展美丽中国建设进程评估，这是2012年“美丽中国”提出至今首次官方实施的美丽中国建设评估。此次评估主要从空气清新、水体洁净、土壤安全、生态良好、人居整洁五个关键维度开展，既吸收了学术界美丽中国评估研究的精华，同时又考虑了全国通用性与地区差异性，且对各级地方政府部门进一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具有指导性。

文中选取长江、黄河与澜沧江源区（以下简称三江源区）这一高寒独特地区为研究区，基于实地调查资料，主要聚焦暴露问题与成功案例这两方面，深入剖析美丽中国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根源，深度解读三江源地区美丽中国建设涌现的典型案例及其启示，以期为这一地区因地制宜实事就是的开展美丽中国建设提供参考依据。

三江源区位于青海省南部，地球“第三极”青藏高原腹地，地理位置介于31°39′～36°12′ N，89°45′～102°23′ E之间，面积30.25×10⁴ km²（图1），地势西高东低，平均海拔3 500~4 800 m，气候严寒，多年平均气温在-7.5~4.0 ℃之间，多年平均降水量自西北向东南变化介于262.2~772.8 mm之间^［26］。高亢的地势，严寒的气候使三江源区成为我国典型的冰冻圈核心作用区，有现代山地冰川1 293条，面积 1 639.13 km^2［27-29］，多年冻土广布，是世界上中低纬度地区最大的连续多年冻土分布区，大面积高山多年冻土的存在孕育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高寒草原、高寒草甸与高寒湿地。冰川、冻土、积雪发育的冰冻圈环境、独特的高原湿地、高寒草甸生态系统不仅使其成为青藏高原腹地重要的水源涵养区，千百年来奔腾不息的长江、黄河和澜沧江（流出国境后叫湄公河）的发源地（长江总水量的25%，黄河总水量的49%和澜沧江总水量的15%均来自源区^［30］），名副其实的中华“水塔”，而且是我国的“生态源”，甚至是亚洲和我国大部分地区的“生命之源”。因此，三江源区既是我国重要的水源涵养型功能区，亦是以“两屏三带”为主体的生态安全战略格局中的重要生态屏障之一，关乎我国的水安全与生态安全。

黄河与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孕育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进入新世纪以来，尤其是在世界大变局下，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既遇到了战略机遇，又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北黄河，南长江，流域面积分别为79.5×10⁴ km²和180×10⁴ km²，分别占中国陆域国土面积的8.28%和18.8%。黄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是连接青藏高原、黄土高原与华北平原的生态廊道，是我国重要的经济地带、脱贫攻坚的重要区域^［31］；长江流域经济带是我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主战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主动脉和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力军^［32］；而澜湄流域经济带是“一带一路”在中南半岛的落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驱动澜湄流域经济提质增效升级。同源的三江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格局中有不同的定位，黄河流域主要为生态屏障，长江流域是全国经济的动力和活力，而澜湄流域通过国际合作拓展经济发展空间，实现全流域经济提档升级。这三大流域经济带与三江源区形成了一个“爪”字（一撇是三江源，“三竖”分别为黄河、长江和澜湄流域），形成了当下我国经济发展格局的“脊梁”。

然而，作为独一无二的黄河、长江和澜湄流域经济带的源头地区，三江源区高寒缺氧大风强太阳辐射的脆弱自然环境严重限制了经济的可活动性，地区经济仍以畜牧业为主，2019年第一产业产值占比42.89%，其从业人员占比高达93.97%。尽管近年来大力扶持生态旅游，但由于恶劣的气候环境、短暂的季节性，不成规模等原因，对地区经济的作用微乎其微，经济发展乏力，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3 889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更低，只有10 105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19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2 359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6 021元）。三江源区是多民族聚居区，有汉、藏、回、土族、蒙古、撒拉等民族，是稳藏固疆的战略要地。因此，流域经济带建设要协同，降低区域差异，使上游源区不仅生态优美，而且要民族团结、经济发展，人民幸福指数高。只有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实现同步协调发展，才能是真正的全流域高质量发展。

在自然层面，三江源区是我国重要的水源涵养型主体功能区与生态安全屏障；在经济层面，三江源区关乎三大江河全流域高质量发展，乃至全国的高质量发展；在社会层面，三江源区是稳藏固疆的战略要地。因此，三江源区是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安全保障与战略高地，生态保护与建设一直受到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2005年1月国务院批准实施《青海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建设总体规划》；2011年11月国务院决定建立青海三江源国家级生态保护综合试验区，实施了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一期、二期工程；2015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2016年3月启动了我国第一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到第一个国家公园，三江源区生态保护与建设是放在了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突出的地位，而且也融入到该地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建设“美丽三江源” 使江河水系生态美，发挥其涵养水源与保障生态安全的作用；建设“美丽三江源”，使源区经济发展人民幸福美，实现稳藏固疆社会和谐美；同时，建设“美丽三江源”，将其打造成为美丽中国建设的高原样本，成为美丽中国建设科学研究的典型与样板。

美丽中国建设是一个体系，其建构除包含美丽的自然、美丽的城市和美丽的乡村^［18］之外，还应包含美丽城镇，是美丽自然、美丽城市、美丽城镇和美丽乡村的四位一体。因此，在2020年8月的实地调查中，研究小组重点聚焦三江源区各州县美丽城镇和美丽乡村工程建设、产业发展、人居环境、生态修复与保护等，尤其实地考察了这些典型美丽城镇与美丽乡村：黄南州尖扎县的康杨镇和德吉村、黄南州泽库县的麦秀镇和哈藏村、果洛州玛沁县的拉加镇、果洛州甘德县的青珍乡、岗龙乡和岗龙村、玉树州玉树市的隆宝镇和甘达村、玉树市称多县的拉布乡和岗茸村（图1）。此次考察主要采用座谈、访谈、实地观摩、问卷调查方式。考察调研显示，2012年至今的近10年时间里，三江源地区美丽城镇、美丽乡村建设成效显著，但也暴露出以下一些问题。

在三江源地区，美丽乡村与美丽城镇建设时间短，建设内容少，主要是建房、修路、通电、架灯、种草等基础设施与亮化工程。三江源地处青藏高原腹地，自古就是循冬夏季节更替流动而居的游牧生产、生活方式，这种游牧文化已绵延千年。牧区美丽乡村建设，使牧民集中定居，这种生活方式的变革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散居的诸多弊端（譬如教育、交通），但生产区与生活区分离，导致聚落文化与游牧文化相冲突，牧民幸福指数低。高原特色的美丽乡村、美丽城镇是什么样？如何使美丽中国建设与游牧文化、牧民对美好生活的愿望相结合，走出目前美丽乡村、美丽城镇建设中重视物质建设，忽视文化和精神建设的误区，是美丽中国建设推进过程中要深思的问题。

三江源区，尤其是其牧区，美丽乡村与美丽城镇比较分散，不集中，供水、供气、供暖、污水与垃圾处理等配套设施，虽然技术可行，但由于地形、距离远、资金缺乏等诸多因素，严重滞后，尤其是污水与垃圾处理不仅是美丽乡村与美丽城镇建设的瓶颈，亦是源区生态保护的难题与顽疾。其次，由于生产区与生活区分离带来的诸多不便以及游牧生活习惯，致使美丽乡村与美丽城镇入住率低，有些甚至成为“鬼村”“鬼镇”。如何解决美丽乡村、美丽城镇配套设施与空置问题，不使美丽只是一种形式，是下一步三江源区美丽中国建设需要认真思考和解决的迫切问题。

产业是美丽乡村、美丽城镇建设及其可持续的基石。源区绝大多数美丽乡村与美丽城镇仅靠畜牧业，产业单一，产业链不长，而且缺乏致富带头人，结果是美丽乡村与美丽城镇呈“空壳式”，只有美丽其表，没有美丽其实。因此，在现有畜牧业的基础上，如何根据各地实际情况，探索发展多业态的产业，是源区美丽中国持续建设的根本保障。

基于对前述典型美丽城镇与美丽乡村的实地调研，根据产业发展模式、规模、带动关联效应三方面，遴选了果洛州甘德县岗龙乡的岗龙村和玉树州玉树市的甘达村这两个美丽中国建设典型。

岗龙村（100°26′ E，33°76′ N）位于青海省果洛州甘德县岗龙乡境内西部，距甘德县城46 km，平均海拔3 950 m，是青南地区典型的纯牧业村，牧户178户，总人口769人（2011年），全村可利用草场面积27万亩。

2011年，在扶贫互助社的基础上，根据牧户自愿原则，岗龙村组建了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整合全村所有牧户、草场和牲畜资源，全部入社。在此基础上，将草场分为禁牧、可利用和黑土滩三类，并折算成标准亩由合作社统一保护和治理，对可利用草场进行划区轮牧，将所有牲畜分成母畜群、公畜群、种畜群、放生群，实施分群管理，合理载畜，实现了生产标准化、畜群良种化、饲养规模化和营销品牌化，彻底改变了传统的粗放型生产经营模式。

在科学养殖的基础上，依托“岗龙牦牛”，延伸畜牧业产业链，先后建成了饲草种植基地、牦牛鲜奶加工厂与奶源基地，推出了“鳌云”牌纯牦牛奶、酸奶、糌粑等一系列高端乳制品。做优做足一产，积极发展二三产，优化产业结构。合作社建成了蔬菜大棚种植基地、餐饮店、粮油店、土特产销售部等，解决了富余劳动力就业问题。同时，利用岗龙村位于黄河沿岸的地域特点，发展黄河漂流，举办文化旅游赛马会。通过这些特色旅游项目，吸引外地游客，进一步促进村民增值增收。目前，岗龙村已经形成了以生态畜牧业为基础的多元化、多业态、多渠道增收致富发展模式。

岗龙村以草定畜、统一管理，科学分群，划区轮牧，实现草畜联动，降低牲畜存栏数，减畜达53%。在组群与放牧中，将放牧数量控制在理论载畜量以内，严防因超载而导致草场退化，做到了提质增效、禁牧不禁养，从根本上解决了人、畜、草三者的矛盾，为三江源区生态保护与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牧民增收显著，生活质量提高，幸福指数提升。2015年，合作社纯收入60.3万元，户均分红 3 816.46元；2016年，合作社总收入417万元，其中用于发展、工资等支出288.84万元，用于分红128.16万元；2017年，合作社通过产业化养殖及种植，纯收入达239.95万元，分红达164.25万元，户均分红达9 997元；2019年，合作社收入179.9万元，用于分红139.7万元，全村58户贫困户户均分红1.08万元。通过入股专业合作社，通过专业合作社的科学规划，科学发展，既壮大了合作社经济，畜牧产业形成规模和效益，又拓宽了牧民收入来源，使贫困户脱贫，非贫困户更加富裕，全村牧民一起奔小康，过上富足幸福的生活。

综上，岗龙美丽乡村科学规划畜牧资源、科学管理畜牧养殖、科学发展畜牧产业，形成典型的草原牧场+产业发展模式，实现了草地环境生态美、脱贫致富生活美、民族特色文化美，人与自然和谐美。

甘达村（96°83′ E，33°09′ N）位于青海省玉树市西北部，308省道沿线，距玉树市23 km，总户数310户，总人口1 243人，有各类牲畜13 535头只匹，天然牧场90 000亩。甘达村为一般贫困村，贫困户总计71户353人，其中，一般贫困户46户234人，低保贫困户25户119人。

2010年4月14日玉树地震后，在各级党委政府的支持和加多宝基金会的援助下，甘达村成立合作社，组建运输车队，主要经营运输业务。2013年运输市场萎缩，合作社适时转型升级，开办综合超市，开启了批发+零售销售业务。2015年以来，根据国家大政政策（精准扶贫）与市场变化，以综合超市这一业态为基础，通过玉树市不同部门捐赠和吸纳46户精准扶贫户入股，创建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甘达村利众专业综合合作社，采用集中自主经营方式，发挥甘达村靠城、靠景、靠省道的区位优势，逐渐将产业拓展到加工业、仓储销售业、服务业、生态文化旅游业等，不断壮大了村集体经济。

与岗龙村以草原生态畜牧业第一产业为基础不断拓展第二、三产业的发展模式所不同，甘达村紧邻玉树市，又位于308国道沿线，地理位置优越，不论是其起步，还是转型发展，始终围绕第三产业“做文章”，因而第三产业是其村集体经济的核心。关于畜牧业，甘达村采用“合作社+牧户”运作模式，牧户自行养殖，合作社收购、加工和销售畜产品。

甘达村由最先组建运输车队，到开办大型综合超市，再到成为集产、供、销、婚庆喜宴、风情度假、冷冻储藏等经营项目于一体的专业综合合作社，组建 “生态马帮”发展文化旅游，使产业链条前后延伸，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近三年专业综合合作社固定资产累计达600万元。村民每年从综合专业合作社进行收益分红，其中2017年达到66.11万元，近两年有所降低，但近10年平均达到50.93万元（图2）。

甘达村为一般贫困村，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28.4%，通过党组织带动、合作社组织动员的方式，村民由最初的质疑转变为支持，积极参与合作社建设，根据自身兴趣参与相应职业培训，提高了劳动技能，实现了脱贫致富。合作社的糌粑加工和灯芯制造岗位共解决贫困户88人的就业问题，占贫困户总劳动力的51%，人均年收入达到8 618元。目前甘达村转移就业人数占全村人口的65%以上，产业园就业人口已达700余人，工人每月收入可达2 800元以上，部分员工可达3 000多元（当地农民收入为1 000元左右，仅达到玉树市平均工资的二分之一）。通过示范带动作用，逐渐转变村民的传统思想，提升其独立自主意识；通过各种职业技能培训，变“输血”为“造血”式扶贫，真正实现精准脱贫，集体致富。

玉树甘达美丽乡村依托区位优势与国家精准扶贫政策的利好，瞄准第三产业并不断拓展，形成“模块型产业发展模式”，实现了脱贫致富生活美、思想解放社会美、人居整洁环境美。

根据2020年度美丽中国建设评估美丽青海分报告评估结果，三江源区空气清新、水体洁净、土壤安全、生态良好指标均为优级，但经济的不发达、传统生活方式等导致的人居环境差为该地区美丽中国建设的瓶颈与短板。仅有自然美，而经济“不美”，何谈美丽三江源。因此，对于三江源这一特殊地区而言，快速发展经济、脱贫致富是美丽中国建设的首要任务。在三江源区，生态资源、水资源、草地资源、牲畜资源、人力资源相对丰富，而人才资源、技术资源、资金资源等相对缺乏，要实现广袤源区乡村城镇“美丽”，厘清优势资源，并最大化其价值就尤为重要。甘德县岗龙乡的岗龙村地理位置一般，但具有比较丰富的草场资源与牲畜资源，瞄准这一优势资源，通过科学规划、科学管理与科学发展，最大化这一资源优势，从而使岗龙村实现脱贫致富，成为青海省典型的美丽乡村；与岗龙村相比，甘达村人口较多，而草地资源一般，但其紧邻玉树市，属玉树市经济商圈辐射范围，同时又位于308国道旁，具有较好的营销环境、消费群体、消费市场等，区位优势突出。精准定位，做足、做强第三产业使甘达村成为相异于岗龙村的另一类美丽乡村。

在三江源这一特殊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环境下，岗龙村与甘达村之所以能成为高原美丽中国建设的典型，最核心的是有敢于作为、善于作为并愿意为民服务的领导人/集体/团队。根据实地调研，但凡美丽中国建设较好的地区，均有一支愿意俯身为民服务的领导团队，亦有思想觉悟较高的大批群众。坚强有力的领导人/集体/团队，有魄力，能够根据各地自身特点，找准定位，在一定风险范围内凝聚各类资源，比较准确把握发展趋势与方向，带领村民/牧民/群众克服不足与劣势，实现物质致富与人的精神富足。思想觉悟较高的群众，能领会国家发展政策，积极配合领导，上下凝心聚力，从而显著提升美丽中国建设成效。加强人的发展的教育，实现人“美”是美丽高原建设的根本所在。

中国地域广大，东、中、西部，平原与高原，地区差异显著。因而，美丽中国建设模式、建设速度、建设成效等亦存在地区差异。尤其是像三江源这样自然环境脆弱、经济欠发达的高原地区，不能以东部地区的建设标准来衡量和评定。高原美丽中国建设在国家主体功能规划框架基础上，呈现地域性，多样性、民族特色。岗龙村整合所有牧业资源，做优做强生态畜牧业的基础上，大力发展二、三产业，优化产业结构，从而形成稳健的草原牧场+产业发展型模式；而甘达村却采用“折资入股”的方式，发挥资金的集中优势，从运输业起家，逐渐拓展产业领域，形成模块型产业发展模式。岗龙村与甘达村根据自身区位特点与资源优势，找准定位，分别探寻到适合各自的最佳发展道路，既壮大了集体经济，又带领村民、牧民脱贫共同致富，通过发展经济这条根本路径，实现了生态美、生活美、社会美、文化美。

社会经济发展不进则退。岗龙村从最初的畜牧业起步，不断拓展向饲草和大棚种植、畜产品加工、餐饮、销售、文化旅游业；而甘达村基于运输业，逐渐扩大到批发零售、加工业、宾馆餐饮服务业、马帮文化旅游业，乃至建立产业园。通过不断探索，从物质建设逐渐扩展到地域与民族特色的文化建设，既丰富与优化产业结构，又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民族文化，发挥了其在美丽高原建设中的作用，在经济富足的同时，牧民精神美丽，是二者成为地区发展典型和样板的原动力。

2012年“美丽中国”提出至今，学术界对其科学内涵、建构体系、评估方法等进行了全方位探索，全国各省亦以“生态文明建设”为抓手开展了美丽中国建设。位于青藏高原的三江源区关乎我国水系统安全、生态安全、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战略，美丽中国建设战略意义非凡。

三江源区美丽中国建设暴露出重物质建设，忽视文化与精神建设，美丽乡村与城镇空置突出，缺少产业等问题，使美丽中国建设缺少内涵、流于形式与不可持续。尽管如此，亦涌现了以“岗龙模式”和“甘达模式”为代表的一批典型成功案例，这些案例彰显的优势资源、领导核心、产业与运行机制、探索精神成功启示，可进一步完善美丽中国建设，加快美丽中国建设进程。

由于我国地域广大，东、西部，农、牧区，高、低海拔地区，生态环境迥异，资源与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因此，在美丽中国建设国家宏观框架内，就建设内容、建设时间、考核标准、保障机制等，要考虑地域性，区域适用性，因地而异。具体就三江源区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1）延长美丽中国项目建设时间。位于青藏高原腹地的地理位置，高寒缺氧大风辐射强的自然气候环境，游牧与宗教文化的社会经济环境，综合决定了三江源区美丽中国建设项目不能追求快，而应遵循自然与社会规律适当延长，保证建设成效，不同项目不同建设时间，不同地区不同建设时间。

（2）以需求为导向，确定建设内容。根据现有美丽中国建设维度：空气清新、水体洁净、土壤安全、生态良好、人居整洁来看，三江源区只有人居整洁不达标，但人居整洁只是一种表象，根本在于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因此三江源区美丽中国建设不能照搬低海拔地区的建设模式，建房、供水、供电、供暖、修路、种草、种花、垃圾与污水处理全套标配齐全，而应根据现实情况，抓重点解决最为迫切的脱贫致富与发展民生问题，同时在建设过程中要挖掘地方知识与地方文化，发挥其在美丽中国建设中的作用，形成建设亮点与特色。

（3）制定有弹性的考核标准。在总体考核框架下，考核标准要有一定宽容度，侧重某一个或某几个方面，不能一刀切；考核内容上不能只重视物质建设考核，忽视文化建设考核，必须二者兼顾；考核时间上适度放宽，建设项目应留有自我完善的时间。

（4）建立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保障机制。三江源区目前的美丽中国建设项目均是自上而下的，而且要求地方必须有一定的配套资金，而对于大部分三江源区地区而言，地方配套资金难以到位，而且下达项目并非均为地方实际需要。因此，急需改变目前只自上而下的保障机制，切实听取地方需求，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建立上下互通的项目运行机制，使地方获得真正需要的项目，使下达的项目真正能达到预期效果。

总之，三江源乃至青藏高原区域环境独特，社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如何建设具有高原特色的美丽中国仍需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深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