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流行的球度和圆度概念不足以刻画冰碛石及其他成因砾石的细微特征，需要在其基础上进一步挖掘有判别价值的标志性特征。针对冰碛石与泥石流石辨识的疑难问题，提出外接圆特征、粗糙度特征、圆度-体积特征以及混杂堆积砾石形态构成特征等几个概念。通过这些特征研究，结合真实的冰川擦痕、颤痕等标志，可更加准确地进行冰川沉积物与其他成因沉积物的判定。
冰缘地貌与沉积是冰冻圈环境变化的载体，对其开展深入研究对了解青藏高原地表过程与过去气候变化，具有重要意义。基于青藏高原（格尔木-亚东）冰缘地貌和沉积野外记录和实验分析，获得以下认识：格尔木在LGM时多年冻土至少下限到达海拔2 900 m，年均气温降至< -4 ℃，比现在至少低9 ℃，气候寒冷干燥；冰消期和全新世存在极端干冷的气候事件，可能存在地面温度< -10 ℃的冬季迅速降温气候期。楚玛尔、那曲谷露和纳木错的冰楔假型分别记录了末次冰期冷期多年冻土扩张，亚东古砂楔记录了早全新世冷事件。西藏羊八井泥炭沉积剖面孢粉和测年揭示，该区自新仙女木事件以来经历了严寒（12.8~9.8 ka）、暖湿（9.8~5.0 ka）、干冷（5.0 ka至今）的气候阶段。青藏高原（格尔木-亚东）广泛发育的冻融褶皱、成层坡积、风沙沉积等，是古环境重建的重要佐证，具有刻画冷暖-干湿的意义。
冰冻圈演化不仅与青藏高原水塔变化、地表侵蚀风化及荒漠化密切相关，还深刻影响着亚洲季风系统和全球气候，冰碛物的粒度组成可以为冰冻圈演化提供重要信息，但高原冰碛物的特征粒度组成及其形成机理仍不清楚，高原冰碛物与高原冷黄土及河湖沉积物的关系也不明确。为此，选择青藏高原最大的冰帽——古里雅冰帽的冰碛物及系列冰水沉积物，开展系统粒度组成研究。研究发现：自终碛到冰川前端冰水扇及下游河流冰水沉积均表现出特征的双峰模态，即1~3 Φ（500~125 μm）的中细砂峰和6~8 Φ（16~4 μm）的细粉砂峰，前者可能由冰川压碎、寒冻风化崩裂作用造成，后者由冰川研磨作用形成，并受到源区基岩岩性软弱和组成颗粒大小的影响。冰川磨蚀的细粉砂组分含量，从冰碛物经冰水扇、河流到湖滩沉积物整体呈现减小趋势，粗粉砂在湖滩沉积中几乎完全被风吹走，粗粉砂直接成为下游黄土的物源并富集其中成为黄土特征组分，水流分选在开口湖泊中产生粗、细粉砂的明显富集，这些证据揭示出，无论是与冰川发育相关的尾闾湖沉积还是近源、远源的青藏高原及周边黄土沉积，其粉砂组成和来源，均可为高原冰冻圈的形成演化提供重要信息。
冰川槽谷作为冰川作用区分布最典型的冰川地貌之一，对其形态特征及影响因素的研究，有助于揭示冰川发育的动力学过程。基于V指数模型及MATLAB半自动提取方法，分析并探讨了他念他翁山中段冰川槽谷形态发育特征及造成槽谷形态差异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研究区共发育206条冰川槽谷，大多为“U”形或偏“U”形，长4.5~26 km之间，平均宽度1.8 km，深200~500 m，海拔高度介于5 730~3 274 m。槽谷形态横向分布规律：V指数多为0.2~0.3，北东向发育V指数大于0.3的谷地多于西南向，说明东坡槽谷侵蚀程度强于西坡。V指数沿槽谷纵向主要有两种变化趋势：V指数增大，冰川槽谷横剖面“U”形发育特点逐渐增强；V指数减小，冰川槽谷横剖面“U”形发育特点减弱。研究区冰川槽谷发育以侧蚀为主，形态的差异性是冰川自身特性、冰川作用区地形与基岩岩性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冰川作用区的平均坡度、平均地形起伏度与古冰川作用区面积是造成这种分布差异的主要因素。
“古乡冰期”是青藏高原第四纪冰川作用中最具代表性的冰期之一，指代的是倒数第二次冰期，其命名依据来源于藏东南波堆藏布江谷地、保存于古乡一带的终碛-侧碛垄，已有的宇宙成因核素10Be暴露测年结果显示其发生于海洋氧同位素阶段（MIS）6。然而，古乡冰期时波堆藏布江流域冰川作用范围、冰量及平衡线高度（ELA）等关键信息，仍有待进一步研究。结合冰川地貌野外考察、高清遥感影像/卫星照片及绝对数值年龄，对波堆藏布江流域古乡冰期时的冰川作用范围进行了重建，在此基础上结合数字高程模型，运用冰面纵剖面模型对波堆藏布江流域古乡冰期时古冰川进行了数值模拟。结果显示：古乡冰期时流域内冰川的平均厚度约360 m，冰川总面积为2 648 km2，体积约为953 km3，流域内的冰川覆盖率由古乡冰期时的63%缩减至现在的22.4%。此外，运用积累区面积比率（AAR）法和末端-源头高度比率（THAR）法对波堆藏布江流域现代和古乡冰期时的冰川平衡线高度进行了估算。其中，现代冰川ELA为4 455 m，基于反距离加权法插值的古冰面高程计算出古乡冰期时ELA为3 871 m，比现代ELA低了584 m，古冰川ELA估算结果与前人结果基本一致。
西藏东南部的“古乡冰期”和“白玉冰期”是划分中国第四纪冰期的蓝本。其中，白玉冰期即末次冰期，分为早阶段和晚阶段，相对应的冰川沉积广泛分布于本区的波堆藏布谷地。已有的冰川数值年代结果显示，末次冰期晚阶段的冰川作用发生于海洋氧同位素阶段（MIS）2。然而，关于早阶段的冰进记录，目前却未有确切的年代学证据，此次冰川作用究竟发生于MIS 4还是MIS 3，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在前人研究及野外地貌调查的基础上，运用光释光测年手段对波堆藏布谷地疑似形成于末次冰期早阶段的冰碛垄进行测年，年代结果介于（56.4±4.2）~（65.9±3.9） ka之间，相当于MIS 4。藏东南地区MIS 4冰期冰川作用年代与青藏高原及其周边山地具有可比性，表明该阶段冰川作用发生的普遍性。通过对比北半球低纬度地区夏季太阳辐射及亚洲季风区古气温与古降水指标记录，认为藏东南地区MIS 4冰期冰川作用可能是对北半球低纬度地区夏季太阳辐射减弱及气温下降的响应，与季风降水无关。
夏特河源于天山最大现代冰川作用中心托木尔—汗腾格里峰的东北坡，流域内保存有形态较为清晰的四套冰川沉积。这些地形记录了夏特河流域的古冰川变化，对它们进行研究可获得该地晚第四纪以来的冰川时空演化规律。在第三套冰碛夹层中的砂质透镜体里采集了5个OSL年代学样品，应用单片再生（SAR）测年技术测得它们的年龄为（13.3±0.8）~（20.1±1.3） ka。基于测年结果、各套冰碛距现代冰川的远近、冰碛垄的完整程度、冰碛物的风化胶结状况及接触关系，并参阅托木尔—汗腾格里峰南坡与东南坡以及东、中、西段天山其他流域的年代学资料，可初步得出：第一套和第二套冰碛分别沉积于小冰期和新冰期；第三套冰碛形成于末次盛冰期及随后的冰消期，可对应于海洋氧同位素阶段（MIS） 2；保存在河口的第四套冰川沉积及与其相关联的宽阔且长达数十千米的“U”形谷共同指示，它应形成于冰川规模较大的倒数第二次冰期，时间上可对应于MIS 6。
释光测年是可对冰川地貌进行直接定年的一种测年技术，已被广泛应用于冰川沉积测年中，推动了第四纪冰川研究的深入发展。但冰川沉积释光测年还没有达到标准化的程度，实际应用中仍有不少问题需要探究，其中最受关注的是冰川沉积物释光信号晒退不完全的问题，即样品在埋藏前因曝光机会有限导致信号没有归零或仅部分归零。冰川沉积释光信号晒退程度与地貌部位和沉积环境密切相关。冰川沉积释光采样需注意几个方面：（1）详细的地貌学和沉积学调查及对采样点的选择；（2）较适合释光测年的冰水沉积和冰缘风成沉积采集及其与冰川作用期次的联系；（3）冰碛夹层中的冰水砂透镜体的选取；（4）冰碛垄采样时垂直与水平方向上的考量；（5）岩石释光测年的发展使砾石成为当前第四纪冰川释光测年采样的一种选择。室内进行释光等效剂量测试时，也有几个关键的选择：（1）粗颗粒石英光释光测年是末次冰期以来冰川作用的首选方法；（2）如果样品年代老于石英测年上限，或者石英不适合测试，则可考虑钾长石后红外高温释光测年方法；（3）单颗粒、小测片和岩石释光埋藏测年技术可以鉴别样品的晒退情况，是目前最适合冰川沉积释光测年的几种选择；（4）如有条件，尝试用不同矿物、不同粒径、不同方法进行测试对比和交叉检验。要获得第四纪冰川释光测年的最佳年代学结果，地貌学、沉积学和年代学的结合是非常必要的。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得益于高能加速器质谱的发展及其分析精度的提高，TCN测年技术得到了快速发展，并被成功应用于解决诸多领域关键性的年代学问题研究中，对地学的发展也起到了革命性的推动作用。TCN测年由测年靶标制备、AMS测量及数据分析等步骤组成。其中测年靶标制备直接影响AMS的测量结果，进而影响可靠年代学框架的建立与古气候环境的重建。测年靶标制备首先是代表性样品的采集，继而是所用靶标矿物的提纯，再者是所测元素的分离提取，最后是靶标压制。此处以第四纪冰川研究中应用较为广泛的TCN放射性核素10Be与26Al为例，结合冰川侵蚀与沉积地貌的分布及其特征，从样品采集、石英提纯、10Be与26Al核素的分离提取及最后的靶标压制等方面展开论述，以期为初涉第四纪冰川研究的学者提供TCN测年靶标制备的理论指导，同时也为地学其他研究领域该测年技术的应用提供参考。
晚中新世-上新世古生态演化是探讨构造-气候-生态环境相互耦合作用的热点议题，该时段不同区域C4植物是否发生大规模扩张及其在时空维度上如何演化等问题尚存争议。以青藏高原东北缘小水子红黏土为研究对象，基于总有机碳同位素重建了小水子地区晚中新世-上新世（6.7~3.6 Ma）的植物生态型，并结合周边结果对C3/C4植被时空演化进行综合对比研究。研究表明：小水子地区晚中新世-上新世以C3植被为主（平均丰度95%），伴生小部分C4植被；C4植被在空间上以六盘山为界呈现东多西少模式，南北方向上在37°~38° N范围内达到峰值；从时间演化序列上来看，4 Ma前小水子地区生态演化与黄土高原大致相同，晚中新世C4植被含量较高、C3植被含量较低，上新世早期C4植被减少、C3植被增多，大气CO2浓度与区域降水变化可能是植被演化的主要影响因素；4 Ma左右夷平面区域构造活动可能导致了小水子地区C4植被差异性演化。
近年来，随着DNA测序技术的发展，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的生物地理学研究取得重大成果，从生物演化方面着手探讨了青藏高原隆升历史及其气候效应。综合近年来地质学、古生物学与生物地理学研究进展，我们发现高原及周边地区高寒生物类群的起源和分化时间以及多样性演化过程表明早在渐新世青藏高原部分地区就已经存在高寒生态系统，晚中新世以来青藏高原不同组成部分的地貌与气候格局发生重大改变，高寒生物的祖先类群不断迁入正在生长的高原或在高原上就地演化出适应高寒生境的新物种。晚上新世高寒区物种分化速率快速升高，多样性增加，可能是高原巨大山系和水系以及冰川作用造成地理隔离的结果。同时，生物地理学研究发现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的高寒区与北半球高纬度地区存在密切联系，在第四纪冰期期间并未形成覆盖整个青藏高原的大冰盖，高原面上仍存在很多生物避难所。地质学、古生物学与生物地理学等进行的多学科交叉研究对全方位理解青藏高原隆升历史及其气候效应具有重要意义。
上新世-更新世转型是上新世温暖气候向更新世冰期-间冰期旋回过渡的重要时段，与此同时，青藏高原的强烈隆升也深刻改变了高原及周边地区的地貌格局和生态环境面貌。因此，开展青藏高原东北缘地区上新世-更新世转型期的古气候变化研究是理解地球各圈层相互作用的重要切入点。而兰州盆地地处中国三大自然区的衔接位置，对气候变化和构造活动响应较为敏感，是探讨构造-气候-生态相互作用的理想区域。以兰州皋兰山红黏土-黄土岩芯为研究对象，在已有黄土高精度磁性地层年代学基础上，综合开展了有机碳同位素和长链正构烷烃碳同位素分析，重建了西部黄土高原上新世-更新世转型期（3.0~2.2 Ma）的C3/C4植被相对丰度演化历史。结果表明：皋兰山上新世-更新世转型期风成沉积中正构烷烃多以C31为主峰的单峰模式，可能指示了草本植被的主要贡献。而典型黄土层位（L32和L33）的正构烷烃多呈现微生物降解的双鼓包模式，表明饱和烃受外源输入影响。综合对比常规指标、总有机碳和长链正构烷烃碳同位素后认为，皋兰山底部黄土的总有机碳同位素不能直接用于重建区域C3/C4植被演化。长链正构烷烃碳同位素研究表明：在3.0~2.2 Ma时期，皋兰山古生态整体以C3植被为主；C4植被扩张发生在3.0 Ma之前，3.0~2.9 Ma发生C4植被快速减少事件，初步推测这可能与降温有关。
为了更深入研究黄土高原西部地区第四纪气候演化历史，选取已建立可靠年代的兰州黄河南岸西津黄土钻孔剖面为研究载体，应用CM-700D型分光测色计对等间距取样的417个样品进行实验分析，获得了过去2.2 Ma的兰州地区色度指标记录序列。结合剖面已有其他古气候代用指标，与周边已有记录及全球深海氧同位素记录对比，发现2.2 Ma以来兰州地区气候演化整体呈现阶段性逐渐冷干化趋势，可能反映了全球第四纪气候长期变冷的影响。此外，在1.24 Ma和0.43 Ma左右经历了两次重要气候事件，1.24 Ma事件之后东亚冬季风和夏季风同时发生了增强，与“昆黄运动”起始时间一致，表明该事件可能受到了青藏高原隆升驱动；而0.43 Ma事件则是对全球中布容气候转型事件（MBE）的响应。因而，黄土高原西部地区第四纪气候演化可能受青藏高原隆升和全球变冷的双重调控，二者对不同气候事件的影响不同。
选取位于中亚干旱区东部新疆天山地区的两个典型黄土沉积剖面，通过磁学参数（χARM/SIRM）、亮度（L*）、有机碳/氮同位素（δ13Corg和δ15N）等记录，对研究区内全新世以来的气候环境进行重建。结果表明：早全新世，χARM/SIRM、L*指示黄土成壤较弱、有机质含量低，δ13Corg记录表明区域降水较少，共同反映该时期地表植被覆盖低、相对干旱的气候环境；中晚全新世，χARM/SIRM、L*和δ13Corg记录的湿度逐渐增加，黄土δ15N偏正变化，指示地表生态系统生产力增强、植被覆盖增加，表明该区域气候适宜期发生在中晚全新世。中亚干旱区东部全新世以来的气候环境特征，与北半球高纬度冰盖、太阳辐射强度的变化密切相关。
陇中盆地及周边地区是青藏高原向北东方向扩展的最前缘部位，其地貌演化过程的研究对于深入理解高原的隆升与扩展过程具有重要意义。鉴于夷平面在探讨高原隆升年代、幅度和过程方面的可靠性，首先总结陇中盆地及周边地区夷平面相关研究的前期成果，并结合最新年代数据，确定了不同区域主夷平面的发育和解体年代；再利用古河道拟合等方法定量评估了相关夷平面的隆升量；最后探讨了主夷平面的性质及其隆升过程。研究发现，陇中盆地及周边的地区的高海拔低起伏地貌面是被抬高的先存夷平面；不同区域主夷平面的发育与解体时间整体同步，它们自晚渐新世开始发育，并于晚中新世8~6 Ma左右解体；模拟结果表明，美武高原主夷平面自晚中新世以来相对陇中盆地隆升了约1 400~1 600 m，并且早更新世以来的隆升速率明显大于晚中新世-早更新世时期。
青藏高原多圈层相互作用研究一直是国际地学界研究的热点和难点，而高原各主要块体精确的内外耦合作用记录成为取得突破的关键。西秦岭地处高原东北向生长的关键节点部位，夷平面保留完好，具典型性，是研究区域内外力耦合作用的良好载体。在野外考察的基础上，通过地貌因子提取法和目视解译法，对该区进行定量解译分析发现，山顶面与主夷平面分别残留于高山顶部和普遍分布在西秦岭山脉主体部分，夷平面东北向倾斜暗示高原在该区抬升幅度由内部向边缘逐渐减小。梳理和分析该区有关低温热年代学和构造变形证据，获得该区新生代以来造山期次主要发生在66~47 Ma、38~22 Ma、≤13 Ma，期间的47~38 Ma和22~13 Ma相对平静期为准平原过程。初步推断现存的山顶面在始新世中期（约47 Ma）开始夷平，主夷平面的发育始于中新世早期（约22 Ma），约13 Ma准平原形成。青藏运动导致这两级地貌面隆升到现代高度，最终奠定现代地貌格局。
揭示河流系统响应气候变化和地表抬升的机制是理解流域地貌演化以及水系发育过程的基础，其核心难题是如何充分认识它们在阶地发育中扮演的角色。以往的研究倾向于分开讨论气候变化和地表抬升在河流阶地发育中的作用，认为河流堆积/侧蚀和下切行为分别与冰期和间冰期气候对应，或者将阶地作为地表抬升的直接证据。首先，从上下游河段对比的视角初步解释了黄河中游响应气候变化和地表相对汾渭盆地抬升发育阶地的过程。1.2 Ma以来黄河下蚀鄂尔多斯地块和峨眉台地分别形成了7级阶梯状阶地和6级堆积阶地序列。黄土地层分析结合年代学研究揭示这些阶地面都直接上覆一层古土壤，指示它们形成于气候由冰期向间冰期的过渡阶段，即使在沉降的盆地依然如此。然而，黄河中游并没有在1.2 Ma以来的每一次冰期向间冰期转换都发育阶地，说明气候虽能通过控制河流堆积-侧蚀与下切行为的转换决定阶地的形成时代，但其本身并不是阶地形成的唯一控制因素。在峨眉台地沉降的背景下，黄河无法形成正常的阶梯状阶地序列，取而代之的是堆叠的阶地序列（阶地越年轻拔河高度越大）；而当鄂尔多斯地块相对汾渭盆地抬升缓慢时，黄河仅能在极为干旱的冰期向间冰期过渡阶段形成阶地；相比之下，它们相对汾渭盆地抬升速率都足够快速时，驱动黄河近乎对每一次的冰期向间冰期转换都能做出响应而发育阶地。以上黄河中游阶地与气候和地表抬升的对比模式揭示出，快速地表抬升也是阶梯状阶地序列发育不可或缺的因素，能驱使河流在冰期向间冰期过渡阶段显著下切，拉大相邻阶地面垂直距离从而利于后期保存。因此，研究认为黄河中游发育的系列阶地是响应气候变化和地表相对汾渭盆地抬升的结果。
冰川物质平衡研究对流域内水资源的分配和利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发源于祁连山的冰川融水是河西走廊和柴达木盆地重要的淡水来源。近年来，祁连山地区的冰川经历了不同程度的退缩，东段退缩尤其明显。基于祁连山东段冷龙岭地区宁缠河1号（NC01）冰川2010—2020年冰川物质平衡观测数据，结合Google Earth高分辨率历史影像、资源3号和哨兵2号卫星影像，以及气象数据，采用冰川学方法，分析了NC01冰川的面积、物质平衡及厚度变化等特征。结果表明：2008—2020年，NC01冰川末端位置持续后退，退缩速率为7.54 m·a-1；2020年冰川面积为3.32×105 m2，萎缩速率为0.075×105 m2·a-1。与此对应，2010—2020年冰川物质平衡持续为负，年均物质平衡为-0.98 m w.e.。由此推算，2020年冰川平均厚度减薄至17.52 m，冰量减少至6.83×106 m3。进一步研究显示，自1972年以来，NC01冰川持续减薄，而2010—2020年物质亏损速率要高于1972—2010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后期加速趋势，这与近年来气温的明显升高有关。
冰尘是冰川消融区表面黑色或棕色的球状聚合体，是冰川表面微生物的主要聚集区，同时含有丰富的溶解性有机质（dissolved organic matter， DOM），在冰川物质能量平衡、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特别是碳循环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冰川消融期，受环境条件和微生物活动水平等方面的影响，冰川表面DOM的含量是动态变化的。为了研究冰尘中DOM的演化过程，于2017年7月在青藏高原东北部典型大陆性冰川老虎沟12号冰川消融区表面开展了为期18天的冰尘原位培养实验。结果显示：培养初期（第0~6天），冰尘水样中溶解性有机碳（DOC）浓度从13.41 mg?L-1显著降低到4.47 mg?L-1，培养后期（第6~18天），增加至6.71 mg?L-1；用特征紫外吸光度SUVA254分析培养期间“光-生物”演化过程对DOC吸光性的影响，结果表明：SUVA254的值先显著降低后显著升高，表明长时间的光照和微生物作用导致DOC浓度增加的同时，具有光吸收作用的化合物含量也显著增加。利用傅立叶离子回旋共振质谱分析DOM的分子组分发现，整个培养过程中（第0~18天），DOM中多肽类和脂类分子含量明显减少，不饱和烃类、芳烃类以及多环芳烃类化合物含量增加。分析第0天，第6天，第9天和第18天四个培养时段特有DOM分子组成的变化发现，“光-生物”演化过程使得冰尘中DOM的组成不断由脂类和多肽类向不饱和烃类、芳烃类以及多环芳烃类化合物转化。
在全球变化的背景下，青藏高原冰冻圈和大气圈正在发生快速变化，对“亚洲水塔”和“第三极”的生态环境带来深刻影响。研究并梳理了近年来青藏高原气候变化的若干前沿科学问题的研究进展，如高原极端气候事件变化及其与大气环流的关系；高原变暖放大效应及海拔依赖型变暖的物理机制；再分析资料在高原气候变化应用的适用性；气候模式在高原资料稀缺地区的模拟偏差特征及不确定性；以及不同升温阈值下高原气候变化的预估及其风险等。同时展望了高原气候变化研究的前沿问题和科学难点。认清高原气候变化研究的前沿科学问题，可为“一带一路”倡议顺利实施提供科学依据。
北极具有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战略地位，是当前全球变化研究的热点区域之一。北极增暖是全球平均值的两倍以上，被称为“北极放大”现象。在北极快速增暖背景下，冰冻圈尤其是海冰显著萎缩，对北极乃至中纬度天气气候产生深远影响。对北极快速增暖背景下冰冻圈主要要素（包括海冰、冰盖、冰川、积雪和冻土）时空变化特征及未来预估进行了综述，同时总结了海冰变化对北极气候系统（大气圈、水圈、岩石圈和生物圈）以及中纬度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影响。指出当前北极冰冻圈变化研究受观测资料缺乏及模式模拟不确定等问题限制，其机理及对中纬度天气气候影响机制仍存在争议。未来还需要加强北极地区的综合监测，提高模式对北极气候系统物理过程的模拟能力，进行多模式、多数据、多方法的集成研究。
对四川稻城县海子山高原上的方枝柏进行树芯采集，经交叉定年后建立林线上限位置的方枝柏树轮宽度年表。标准化年表与气象资料的响应分析结果揭示了该地区树木生长主要受当年生长季前期温度条件的控制。轮宽指数与前一年9月到当年2月的平均气温呈显著正相关（R=0.56，P<0.01）。由此重建了该地区1850—2019年这170 a的前一年9月到当年2月平均气温的变化，转换函数方差解释量31.7%。重建结果与邻近地区树轮记录的温度变化具有较好的一致性。重建序列显示工业革命以来，研究区经历较冷的时期有：1870—1890年和1960—1980年；较暖的时期有：1884—1892年、1919—1925年、1940—1960年以及1980—2019年。1940—1960年是20世纪最暖的时期，20世纪60年代后温度呈现下降趋势，1980年开始气温保持持续升高，2010年之后气温有小幅下降。重建气温序列与太阳黑子数变化和北大西洋多年代际涛动AMO有较强的响应，揭示了太阳活动、海温等因子可能对该区温度变化产生重要影响。
生态系统服务间权衡和协同关系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现有研究较少从社会-生态环境的角度进行分析，难以对将生态系统服务纳入实际政策制定过程中。以祁连山地区为研究区，利用InVEST模型和CASA模型对2019年五项调节服务（碳固定、碳储存、产水量、土壤保持和水质净化）和一项支持服务（生境质量）进行计算，结合多元回归树分析法，研究服务间关联的空间异质性及其对社会-生态环境的响应。结果显示，全区尺度上六项服务间呈协同关系，主要受到土地利用类型、降雨和植被覆盖度的影响。植被覆盖区的服务供给量整体高于无植被覆盖区。研究区可被分为5个聚类，不同聚类内服务间关联存在差异。无植被覆盖且年均降雨量低于440.2 mm的区域与植被覆盖度高于0.559的非耕地区内，服务间关联均呈显著协同，后者服务整体较高。降雨升高可促使无植被覆盖区内产水量和土壤保持与其他服务间呈权衡关系，植被覆盖度较低或耕地区内服务间关联变弱。研究成果可为生态管理和政策制定提供有效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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